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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人的事,能算偷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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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作人在中年的时候得了个外号“文抄公”,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,他觉得这样的“抄书”,其实是“借他人话,诉自己情”,不至于引发“波澜”。

1.

周作人的“文抄”不是抄袭的抄,而是“摘抄”。他的很多散文里,充满了连篇累牍的“引用”和“摘录”。最夸张的时候,一篇文章里的引文能高达9成。1937年,他写了一篇随笔《赋得猫》。文章接近5千字,除去对撰文缘故的解释,几乎就是一篇引文堆砌的文章。

其引述的典籍,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:黄汉的《猫苑》、霁园主人的《夜谈随录》、英国作家蔼堪斯泰因女士的《文字的咒力》、巴耳温的《留心猫儿》、莎士比亚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、弗来则的《金枝》、散茂斯的《僵尸》等等,从中国到西方,从小说到宗教到思想史,既有熟典,也有生僻书,引述范围之广博,信息量之大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整篇的干货。

这篇关于猫的小文,周作人酝酿了5年,在跟他的朋友俞平伯通信时就时常提及,文章正式发表时,他已经52岁了,是杰出且文风成熟的翻译家。而整篇对他人著述的引用,最终就是为了论证一个有点古怪的话题,猫与中外巫蛊之间的联系。

周作人不但爱“抄书”,还仔细研究过“怎么抄”,他在《苦竹杂记·后记》中解释道“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,夫天下之书多矣,不能一一抄之,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,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,此乃其难事也。”说到底,他的抄书引用,其实是为了表达的需要,精心挑选别人的句子论证自己的意见。关键是,人家哪怕是写篇随笔,都会严谨地把文字出处标注详尽,不知道现在的洗稿抄袭者看了会不会汗颜。

2.

要说到真正的“文抄公”,历史上还另有其人——《汉书》的作者,东汉史学家班固。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不可否认,但人品却饱受后世指责,不但在著史过程中收受贿赂,还剽窃他人作品。南宋史学家郑樵在《通志》里大骂:“班固者,浮华之士也,全无学术,专事剽窃”。而“文抄公”的名号,则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给他取的。

史学家们认为班固的《汉书》里,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,主要剽窃了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除《董仲舒传》外,差不多都抄自《史记》,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变化;从汉昭帝到汉平帝这段历史,则大量“引用”差不多同时代学者贾逵和刘歆等人的作品。还有一个细节是,《汉书》里收录了大量的宫廷和官方的文劄,而作为非学官世家的班固,甚至他的家族,能接触到西汉机密官方文件的可能性,可以说是几乎没有。有一个说法是,这部分的内容,班固抄袭了当时的著名学者扬雄,时任西汉图书馆“天禄阁”的校书,扬雄曾经是他的父亲班彪的学生。

汉代抄袭之风盛行,东汉末学者、书法家蔡邕就曾揭露过这一乱象“今(东汉末)待诏之士,或窃成文,虚冒姓氏”。连班固就算抄袭,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史学大儒地位,可以想见,还有多少不知名的“抄书公”们在干着龌龊事。

不过也有史学家为班固抱不平,比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,他们认为历史学跟其他的文学不太一样,不像作赋一般,可以“凭虚”、“翻空”。修史必须有准确真实的依据,且不能为作者意志而润色修改,采用前代史书无可厚非,不然大文豪司马迁可能也得被扣上个抄袭的帽子,毕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多采用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典籍的文句这件事,也一直备受争议。(古人打击盗版的一句咒语)

3.

如果说史书、小说的抄袭,容易被看出来,那么诗歌的抄袭,就很难界定了。这一点,诗歌最兴盛的唐宋人民最有发言权。

诗人李贺写下古诗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,“衰兰送客咸阳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。”紧接着后世的各种山寨版就来了,其中不乏一些大诗人。

欧阳修《减字木兰花》“伤离怀抱,天若有情天亦老。”
孙洙亦《何满子》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摇摇幽恨难禁。”
贺铸《小梅花》“衰兰送客咸阳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。”
万俟咏《忆秦娥》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此情说便说不了”。

古人对于诗词的抄袭和洗稿界定,跟现代人不太一样。在诗词里,有“借句”一说,照搬或是稍加改造前人一二句诗词,用在自己的诗词中,叫做“借句”。而“借句”的原因则是作者十分推崇这个人和事,或是所抒发的情志与自己要写的部分内容相契合。

比如李白有一首五绝句《九日龙山饮》吟“九日龙山饮,黄花笑逐臣。醉看风落帽,舞爱月留人。”到道光年间,林则徐因抗英获罪被遣戍伊犁,作《塞外杂咏》八首,其中有一句“雄关楼堞倚云开,驻马边墙首重回。风雨满城人出塞,黄花直笑逐臣来。”其中的黄花的元素就是借用了李白的句子,抒发蒙冤之感和归家之愿。

还有王勃的千古名篇《滕王阁序》,在现在看来也有“洗稿”嫌疑,其中人尽皆知的大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其实也是借用了庾信《马射赋》其中的词句框架,“落花与芝盖齐飞,杨柳共春旗一色”。

因为“借句”的现象颇流行,很多时候作者们在“借句”创作的同时,更加追求平仄和押韵等,常常容易出现更精彩的作品。比如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,再比如杜甫的《宿江边阁》“薄云岩际宿,孤月浪中翻”,实自来自原版何逊的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》“薄云岩际出,初月波中上”,但最终成为人们公认的后者胜于前者的佳构。

不过这样的“借句”,界定界限毕竟模糊,有操守的会利用其用心创作,遇上小人就说不准了,很容易成为古代文人们鄙视的“偷句”。

比如《事实类苑》里的一个故事说,宋代僧人惠崇曾著《访杨云卿淮上别墅》,其颈联为“河分冈势断,春入烧痕青”。为此惠崇颇为自得。九僧之一的“闽僧文兆”看到后则作诗讽刺:“河分冈势司空曙,春入烧痕刘长卿。不是师兄多犯古,古人诗句犯师兄。”暗指惠崇可能“偷句”于司空曙,或是刘长卿,尽管这个暗指其实并没有得到后来史学家们的证实。

僧人、诗人释皎然在《诗式》中提出诗有三偷。其上偷势,其次偷意,最下者偷语。“偷语最为钝贼”,“无可逃刑”;偷意“情不可原”,偷势可“从其漏网”。前二者罪无可逭,第三种因为“才巧意精”是可以原谅的。“偷语”和“偷意”都是从“偷句”的开始的。

划重点,就是偷作品的精气神是最low,最不值得原谅的。说白了这种“偷语”也就是现代的新媒体文章创作中最痛恨“洗稿”,一眼虽看不到相同字句,但抄袭者的每一字每一句,都在剽窃你的创意和意境。

只能说,公道自在人心,原创不易,各位码字朋友,且行且珍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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